最近做家务,整理一些很久没整理过的读书时代堆放起来的书籍和本子,发现了以前初中时代的周记。
初中时代,差不多每周都有一个作文作业,就写在手里这种黑皮本上。
我翻阅着我的周记本,沉浸在记忆之中,翻着翻着,我突然翻到这么一篇文章,批评了一下时政。这下关联的回忆可一下让我想到了现在脑中的一个印象“公知横行”,不由惊出一身冷汗,历史记忆究竟是如何被塑造的,如果不刻意回想,可能连亲历者都能被塑造出错误的历史记忆。
因为我不太喜欢做大家都在做的事情,这倒实在不是因为我想标新立异或者怎么样,我真的就是打心底里觉得,你也做这个,我也做这个,对这件事没有实质性的增益。或者说,既然已经有你做这个了,那我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呢?除非这是一件量变产生质变的事情,不过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所有人写一样的作文能产生什么质变。
对于很多人来说,这个思维可能不是很好理解,但对我来说,从小学起,这个思维就已经形成了,我清晰地记得,那一天,老师特意把我叫去办公室,问我为什么写这种东西,我不假思索的回应“就是因为写这些的人太少了,我才写这个。”
这个记忆是如此地清晰,以致于促使我写下这篇文章。
我也清晰地记得当时老师担忧的语气“你以后还是不要写这些东西了,你在中国,不比国外,写这种东西对你没好处的。”
我其实心里很清楚,事实上,写这个的人,心里对这一状况,又怎么会不清楚呢?只是那时,心里想着改变一些什么罢了。我没有跟老师直接辩论,因为我心里也知道,现在的作文训练只是为了考试能够得到高分而已,我要写也不是非要在周记里写,而且,老师语重心长,也是为了我好。
就这,有的人告诉我,这,十几年前,是“公知横行的时期”“恨国是政治正确的时期”,我想问问,就这?
十几年过去,一个摆在所有人眼前的事实是——不管什么时期,公知手里其实根本没有多少帽子可以用来扣,只能扣一些“奴性“”不民主不自由”的帽子,这些东西扣下来,在中国,其实对生活什么负面影响也没有,而粉红或者民族主义者那简直是帽子工厂,关于国和党的帽子扣下来如果扣实了那是真正影响实际生活的,账号要被删除,主播要被封禁,商品要被下架,工作要被开除。就算是现在网上说的公知盛行的那些年,即使是巅峰时期,我就没见过因为“奴性"不民主不自由”这些帽子把一个人的生活行为扣死了的,负面作用根本不在一个量级。
相比之下,我们出生时那个年代,也就是公知最最巅峰,最最“无处不在”,最最“掌握话语权”,最最最泛滥的时候,他们扣下来的帽子“奴性”“渴望青天大老爷”“不民主”“不自由”的这些帽子,没见过有一个影响了他人工作生活的,就这,现在大家都把那年代污名化成什么样了。而即使我国最右的那时候,给某个对象扣个“不爱国”的帽子,就可以聚集一波人,甚至掀起全国范围内的上街打砸抢,日本车,家乐福等等都是这类对象……而公知的言论,你找不到类似的案例。更别提现在,爱国情绪更容易引爆,甚至已经没有必要引发大规模活动,因为已经日常化,连执法机关比如警察都受到感染了。抓一个“不爱国”的证据,好,主播禁播,工作开除,商品下架,活动禁止,企业停办,走路上因为穿日本衣服把人拘留,都些都已经是掀不起什么水花的常事了,人们越来越喜欢塔的无边权力(塔在网上的意思大概是“国家权力综合体”),比如一刀砍掉整个教育产业,一个行业直接消失,也没有多少人会对产业下的打工人有所共鸣,公共社区流转着对这个大砍刀拍手称快的声音,成片成片的人哪怕仅凭着臆想,也要为塔的攻击寻找合理化解释。
再一个证明,文人向来都是喜欢针砭时事的,而即使是十几年前,你能找出多少正面批评社会的新锐文人?也就是韩寒了。其他新锐作家包括被打成公知的蒋方舟之流,敢写吗?写了什么批评时事的作品?老一辈里可以说有个王朔,然后在往上你也只能找到鲁迅了。而韩寒恰恰能证明这类表达在中国是多么稀缺,因为韩寒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的否定,而且是直接硬刚式的否定,甚至是依靠现身说法来否定了一波中国教育,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——你绝无可能否认这个事实,韩寒当年的爆红无疑反应了当时这类人的罕见和稀缺。而韩寒的政治嗅觉也不可谓不敏锐,自目前这位上台之后,就逐渐封笔了。
//写到这里,我想到一个可能的反驳言论,那就是,那那个时代,能找到几个爱国作家呢?确实,除了韩寒之外,其他的有影响的作家,也几乎不是靠“爱国题材”吃饭的,他们的作品大多集中在个人叙事方面,郭敬明这类自不必说,像江南写少年故事,也是架空世界里的事。但是,这也是重点所在——所有作家的创作,都有避开政治的明显倾向,要么沉溺于个人私情,要么搞一个架空世界。现实文倒是也有,以官场文为代表,当然,现在也不能写了。这一切都体现出,从几十年前到今天,从来就没有过一个真正的以开放为主流的年代,从来就没有过一个可以自由批评时事的年代,有的只是限制程度稍微松一点的年代而已。
最近莫言被莫名其妙黑了一波,就是他写的那些伤痕文学惹一些粉红不高兴了。什么是伤痕文学呢?有一句话总结得很好,不允许作家喊“打”,但允许作家喊“疼”,于是,喊“疼”的这部分作品,就成了伤痕文学。莫言那代文人,不敢直接批评,不敢明着写,只能靠故事描写来让读者自己感受。估计在现在的人眼里,连只能喊“痛”的社会环境,也能算是“公知横行的社会环境”了吧,毕竟现在连痛都不能随便喊了。
互联网上营造出这样一种假象,说几十年前或者十几年前,主流都是“恨国恨党恨政府”,我倒想问问,这真的成为过主流?你能找出来的,那些所谓“泛滥”的恨国公知读物数量,才占到总读物的多少?我这里也不强求持这个论调的人给出比例,我只说一个事实,文末附“不转不是中国人”的这个套路,可是十几年前就有的,而且普遍性,广泛性比所谓的公知言论大得多。公知到底有没有占到过主流或者上风,稍微动脑子想想就能得到真实的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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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也是最近才明白左和”左”的区别。笼统的来说,右是退却的,投降的,放弃的,逃跑的,消极的;左是进步的,斗争的,坚持的,主动的,积极的;而”左”是冒进的,盲目的,激进的。
一旦”左”受到挫折和打击,会很容易急转为右。因此要警惕的是”左”和右。
拿三体中的”胜利主义”章北海举例,大刘没有明确指明章北海是不是由“左”转右,但是很明显大刘清楚“左”和右的危害和共同点。
其实,在结果没有出来之前,人们无法知道一个“进”是不是“冒进”,而更进一步的,人们大多数时候连是不是在“进”都是无法达成共识的。
昆德拉曾写道,我们人类最古老的笑话,不管往哪儿走,都是往前走。
李诞曾经引述这个笑话,人类历史永远在前进,为什么是前进,没人知道,反正是前进就对了。
而这个问题在我的理论中倒是有了一定的判断方法,但仍然无法完成精准量化。
文章中的“全球左转”,是使用了一个喜欢写调查报告的博主“佐伊23”的说法,其实现在看起来用在这里也并不太妥当。我打算从文章中删掉,以后的文章里尽量避免使用“左右”这类扯不清的词语了,毕竟这东西中央都互相扯不清楚,比如连文革的左右都争论了很长时间,还有诸如“形左实右”类的说法,一个可见的事实是在各个讨论政治地方,左右的语义几乎必然引起讨论者的混乱。
现已经对关于左右的描述进行了删除。